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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0多家人,愿意收养相宜做女儿,有100多家人,愿意把底楼腾出来提供给她住。 我正寻思着要离开这个城市到别地居住,在知道了相宜的事情后,决定去看看她。相宜对我说,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多美啊。 我怎么没有相宜的一双眼睛,发现这个城市的美? 我作出了选择,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下去。风中的枝叶哗啦啦响,最柔软的大美,在我的内心集合了。 我知道,城市的良心还在,有时,只是我们的目光过于坚硬了。 李 晓 钟 芳 手中捧读的这本书《不分东西》,是凤凰卫视资深媒体人闾丘露薇酝酿五年写就的转型之作,奇特的是书的封面装帧成了一张视力表,颇为夺人眼球。该书贯穿着作者从记述者到思考者、从记者到评论员、从媒体人到公民这一转型过程中的观察与思考。有人称,这是闾丘露薇从“战地玫瑰”到“真相玫瑰”的一次大转变。 透过书中文字的描述和内容的扩展,我深切地感受到闾丘露薇的谦虚、坦诚以及她思维的能辨性和豁达淡然的心境,她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新闻文化,更多的是生活领悟、人生哲学与心灵思考。 闾丘露薇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中,作为在巴格达地区唯一参与现场报道的华人女记者,曾获得中国观众极大的关注,被誉为“战地玫瑰”。与很多人一样,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知道和关注她的,以后常常看凤凰卫视,看她做的很多新闻报道。随着对她了解的增多,也就更加喜欢和敬佩她了。 “我不想再写自传性的东西了,我想把经过系统性思考以后的东西展现给大家。这本书是一个开始,是自己,从一个记述者,努力成为一个愿意思考的人。”在这本书中,闾丘露薇探讨了作为媒体人如何打破偏见,做到公正、客观。她说,自从被戴上“战地玫瑰”的花环之后,她已经很多次告诉采访她的同行:“希望有一天,人们认识我,不再是因为我的勇敢,而是因为我的专业,以我对事件的观察,最终让读者分享我的观点。” 本书深入浅出,全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偏见的形成”,共12章。开篇就以一个冒牌白宫记者的趣事来论及偏见是怎样来的;第二部分是“从记者到公民”,共8章。作者用大量生动鲜活的亲身经历的故事娓娓道来,阐述自己对偏见与真相的独特见解。宏大的如:左派右派、东方西方、宗教矛盾、民族隔阂;细小的如:一部电影的两种理解,隔开一个罗湖口岸的中国大陆和香港……从中国人抵制家乐福、到西方媒体的“中国傲慢论”,闾丘露薇的笔就像雷达一样将其逐一扫过,然后剖析表面下的真相。 “消除偏见,还原事件本身,挖掘真相背后的真相”是作者写此书的主旨之一。在她看来,偏见是不分地域、种族的,它更多来自对资讯掌握的多少,以及用怎样的思维模式对某一新闻事件进行读解。那么,在不停转换的新闻现场、纷繁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如何让感受获得沉淀、尽可能获得较少偏见的观察和认识呢?有人的地方便会充满争论和误解。谁能保证自己第一时间看到的便是唯一的真相呢?偏见源自文化差异,源自沟通不畅,但最危险的一种偏见,是源自每个人自身固有的意识形态。闾丘露薇认为,在明知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尽量做自己可以做的,保持独立的思考,是消除偏见的基础。在序言中,她写道:“思维是一种乐趣,分享思维的结果,并且愿意因为互不认同而进行辩论,那样的乐趣会更多。但是我们要警惕,资讯缺乏往往导致偏见,而带着偏见的思考以及跟随而来的辩论,往往会导致争吵甚至分成敌我。当思维变成一场战斗,辩论变成了武器,能否停下来反省自问一下,是不是因为,偏见距离自己太近?” 什么才是真相背后的真相?信息的有限、观念的先行、情感的偏向,都会误导人们认识世界的真模样;而事实真相就像是沙漠里那美丽的海市蜃楼,历经跋涉、饥渴、诱惑,可以无限靠近,但却最终无法完全拥有。作者认为,很多时候,偏见肯定是存在的,我们不需要否认这样一个现实,也不要害怕这一点,但是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说偏见不分东方、西方?因为它让我们有一个警醒,让我们在对待一些新的事物,或看到一些陌生的东西的时候,不要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不要带着一个预设的立场,只有这样的,我们才有可能了解更多确信的真相。 读完本书,不禁感慨,无论这个多姿的世界充满多少误解和误会,我们都要学会擦亮真相的眼睛,尽量清晰准确又让人听得懂地,提供最接近真相的事实。 钟芳 书人闲话 储劲松 E·B·怀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梭罗膜拜者。不仅思想肖似,行事接近,就连文风也奉梭罗为圭臬,尚味淡而思深。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梭罗喜欢在文章里罗列收成和开支,怀特也追踵前贤,煞有介事地列举计算他的种养渔猎和日常开销的明细。 我追慕梭罗也久,徐迟译版的《瓦尔登湖》以及新星版的《野果》(这个译笔略嫌硬直粗糙),我读过很多遍,能背诵一些简妙的句子,比如“天亮的日子多着呢,太阳不过是一颗晓星”。中外圣哲,多在后世的传言中逐渐演化成令人高不可攀的神,只可虔敬供奉而不可模仿。然而梭罗是可以效仿的,原因我以为在于他是一个平民化的圣哲,他的文章中有性灵派的“我”存焉。梭罗的骨殖已归大地,其思想和精神却永存世间,怀特不过是他众多信徒中的一个,当然,怀特不单是在思想上仰慕梭罗,还真正身体力行之。 怀特放弃在大都会纽约薪水优厚的职业,领着同在《纽约客》杂志供职的妻子以及他们的爱子,迁居到缅因州的咸水农场,当了一位地道的农民,在农事的间隙写梭罗式的散文。厌倦了大都会的生活固然是主要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在凡夫俗子看来则有些傻气。在怀特经典散文集《人各有异》里,他说,作为《纽约客》的评论员,杂志规定的社评用语“我们”这个“模糊的字眼儿”让他感到困惑和迷茫。他的意思是,他不想用复数的第一人称写作,而想用没有丝毫含糊的“我”。 我不知道怀特在偏爱用单数第一称的“我”来写作方面,是否也受到梭罗的强烈濡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梭罗的散文里“我”字出现的频率很高。正如法郎士所说:“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述传。”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还是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里面都必然有作者的影子。就散文而言,更需要作者以“我”的身份,对着草木,另一个自己,或者想象中的读者,敞开胸怀说真话。文若无“我”,必是满纸僵虫,所以我十分厌恶用第三人称写作的作品,尤其是散文。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词,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这话貌似与法郎士相左,细思量之,其实二者所言并不相悖,“无我之境”乃是“有我之境”的高级阶段,“无我”仍然是“有我”的,只是“我”隐藏成了一箭山风、一块顽石,或者一茎野草。 近世的散文名家,外国的我钟情梭罗和怀特,中国的我尤爱周作人。我以为,虽然他们国籍不同,时代不同,身世各异,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那就是独立自由之精神。无论是行事还是作文,他们都强调“我”,那个裸裎的、率真的、本质的、无所隐瞒也无所畏惧的自我。胡兰成评周作人散文,以为有“落叶气质”,所评可谓精当。其实,梭罗和怀特的散文,同样有简远辽阔的落叶气质,初品寡淡而细碎,反复咀嚼方才明白是高士手笔,其境界远非姿质庸常的写作者所能企及。他们是家常的,恬淡的,更是老辣的。就好比静美秋叶聚拢了,点一把火,其味一如芥末。 铜板铁琶唱大风之文,雄则雄矣,读多了,总觉空乏,好比在听华而不实的马谡慷慨激昂的纸上谈兵;低吟浅唱作鸟声之文,美则美矣,读多了,定会发腻,如同听已不爱的人向自己倾诉幽情。只有深具落叶气质的文字,才可以润进人的心里,并成为一个人肌体和精神的一部分。 周作人作过一篇《谈文章》,文中讲了个小典故:旧时绍兴有一个伶人,带出了一个好徒弟,叫他初次登台演戏时,伶人吩咐徒弟道:“你自己唱戏要紧,戏台下边鼻孔像烟囱似的那班家伙你千万不要去理会他们。”他还说了关于写文章的种种,我深刻记得的,就是“自己唱戏要紧”。周作人写文章,完全是旁若无人唱“我”的戏,梭罗和怀特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写作者,从前我写了很多废话。应时,应景,应约,应名,应利,有时甚至什么也不应,纯粹是三天不写手痒。有一天我读到周作人的《谈文章》,又想到梭罗和怀特,突然像大梦醒了似的,发觉做一只废话篓子,杀自己的头发、脑子和光阴很不划算,远不如敞怀躺在石上招野风吹我痛快,也不如雪夜拥衾读前贤著作来得自在。于是发誓要节字如节育。猫有九条命,人最多两三条,我以为梦醒那一天我陡获解脱,有如新生。 “自己唱戏要紧。”这话不仅适合唱戏、写文章,也是做人处世的千金方,可当座右铭。 储劲松 书海一勺 姜 冰 今年的情人节、三八节以及我的生日,我都没有收到玫瑰花,因为我的老公是个木头脑袋。 本来,我还有点耿耿于怀,但是看到科学松鼠会编写的《冷浪漫》(中国书店出版社)这本书,我才得以释然。从这本书上,我知道原来象征爱情的玫瑰花如今在花店里根本买不到,因为花店的玫瑰花都是月季的后代。真正的玫瑰花只能在山上能找到,单瓣、花柄多刺是玫瑰花的特点。既然这样,我就原谅木头老公了,想要真正的浪漫,或许可以去山上采摘真正的玫瑰花。 这就是科普知识,它不是我印象的刻板和难理解,这就是冷静、理智、科学的浪漫吧。 以前一提到科学,对于文科出身的我来说,马上就会感觉头痛。我喜欢读书,但更喜欢读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对于科普读物总是敬而远之。甚至连《十万个为什么》这样比较普及的读物也没读过。以前有个笑话说,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有人回答说是因为耳朵在眼睛后面。我心里还想,这么说也有道理呀。 这本《冷浪漫》让我见识了科普知识并不是无趣的,相反,它可以很幽默,很吸引人。这样一本书,所提供的科学信息是有限的,但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敲开了我心扉中曾经紧闭的那道有关科学的门,这样,我以后会对更多的科学知识感兴趣。 《冷浪漫》中的科普知识与我们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我曾经有许多误区,看了这本书,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曾经我很迷信化妆品,看电视时,对广告上的化妆品十分关注。看了《冷浪漫》才知道,无论多么高档的化妆品,如果把它们放在化学实验室里,只是化学物质;作者从生理学角度分析,喝酒脸红的人并不是酒量大的表现;而爱情这种玄妙的东西其实跟我们的基因有很大关系,所以说爱情是注定的,也是有道理的。这样的科学知识,也有一番浪漫情趣。 科学松鼠会旨在“剥开科学的坚果,帮助人们领略科学之美妙”,我想说,我终于品尝到美味的科学果仁了。 姜冰 杨向群 西谚道,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其实好书也一样,每看一遍都是新的。《过去的大学》是钟叔河先生和他的夫人朱纯一起选编的,于1982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初版。那一年我从大学毕业,刚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工作,跟钟先生坐在一间办公室。他也才恢复工作两三年,夫妇二人住在新华社湖南分社招待所底层的一间客房里,我们几个入职新人则共住二楼的一间。从那时起,我们称他们钟老师和朱姨。钟老师说,这是他以编著者身份出版的第一本书。我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获赠一册样书。不意三十年倏忽而过,这本书于2005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以《过去的大学》为名修订再版,于2011年底同心出版社第三次出版发行。 于我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办的新式学堂和民国的大学都具有启蒙的意义。虽然已从大学毕业,但时值百废待兴的初级阶段,不过按部就班完成了课程表上的学业而已,尚不知道有“大学精神”之存在,而蔡元培和陈独秀多作为同盟会员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为时人所记取,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还只是鲁迅著作中作为参照对比的人物,即如钟老师也还“看不到蒋梦麟、梅贻琦他们的著作,还不大敢把林语堂、罗家伦他们的作品编到书里去”。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的大学》就不啻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流通着自由空气的窗,而且从此牵引了我追溯过去时光的阅读兴趣。 过去的大学是怎样的呢?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担任总务长的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一文中说:“自古以来,中国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念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无论北大、清华、南开,还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彼时的大学都是“教授治校”,从校长到各院各 澳门新葡京官网p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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